从否认到指证历历,这些孩子描绘的被性侵细节彷彿牢牢印在记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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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0-06-17

从否认到指证历历,这些孩子描绘的被性侵细节彷彿牢牢印在记忆深

有时候假记忆会变成真正的恐惧。

这个案子开始于一九八四年的春天,地点是麻萨诸塞州的莫尔登(Malden)。一个叫做莫瑞.凯斯(Murray Caissie)的四岁半小男孩住在这里。根据他母亲的说法,凯斯已经尿床一阵子了,但是最近情况愈来愈严重。那个夏天,他开始学他十六个月大的弟弟那样呀呀儿语,而且愈来愈频繁。有人发现他会和较小的亲戚玩带有性暗示的游戏。他的母亲愈来愈担心他的行为。

有一天晚上,凯斯又不能好好去尿尿,然后开始哭了。他的母亲开始怀疑,凯斯也许发生了什幺不好的事,才会出现这些有问题的行为。这样的忧虑一发不可收拾,她显然怀疑她儿子可能受到性侵害。这样的顾虑,可能来自于她知道自己的哥哥以前曾经受害。

凯斯的母亲要她哥哥和凯斯聊聊。她哥哥告诉凯斯自己小时候去露营时,曾经被猥亵的事。他告诉凯斯,如果发生过那种事,如果有人曾经脱他的衣服,或是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他应该要说出来。凯斯想了一想,然后告诉舅舅,他曾经被带到自己的房间,然后特叔叔「脱掉我的裤子」。「特叔叔」是在凯斯去的费斯阿肯托儿所(Fells Acres Day Care Center)的工作人员,本名是杰拉德.阿米罗特(Gerald Amirault),特叔叔是他的绰号。几个月前,凯斯的老师要阿米罗特帮弄湿衣服的凯斯换衣服。

那天晚上,九月二日,週日,凯斯的母亲通知社会服务部的热线,通报阿米罗特把她儿子带到秘密的房间里进行猥亵。社会服务部和莫尔登警方开始询问凯斯。他们问他这件事,但小男孩根本不能解释有没有发生性侵害之类的事,只说阿米罗特脱掉他的裤子,碰了他的下体。

阿米罗特在隔天遭到逮捕,以强暴罪遭到起诉。在接下来的那一週,警方到托儿所要求托儿所的小孩名单。阿米罗特会不会也猥亵了其他小孩呢?他们访问了几个小孩,根据法庭文件,他们大部分都表示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此时媒体知道了这个消息,父母的忧虑开始扩散。九月十二日,警方召集托儿所的家长进行会议,共有超过一百位家长参加。这些父母获知情况后,恐慌感接踵而来。社工人员也在场,发给他们一份可能暗示曾遭性侵害的行为症状清单。他们要这些父母回报他们的小孩是否有这些症状,让专业人士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和他们面谈。这份症状清单包括尿床、梦魇、食慾不振、去上学的时候会哭。

有些小孩符合这些条件。警方给予了更多指示,要这些父母重複且持续地问小孩关于性侵的事。他们告诉父母,如果小孩否认性侵害曾经发生,他们不应该相信小孩。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些人表示,警方明确地说:「袒护被告的人会遭到天打雷劈,你们的小孩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很快地,超过四十个小孩被指认为受害者。被借调来调查的小儿科护士苏珊.凯莉(Susan Kelley)与其中十九个小孩面谈,她曾发表过许多与儿童性侵与严重虐待的恐惧相关的文章。很多小孩一开始否认这些指控,但是凯莉宣称这些小孩只是还没到达準备好揭露真相的程度。为了建立一个安全的空间,她用芝麻街的角色,毕特(Bert)和恩尼(Ernie)的布偶,加上解剖学正确的娃娃,一面和儿童说话,一面重複鼓励他们说出自己承受的恐惧。

根据法庭的档案,这些小孩后来开始描述非常生动、匪夷所思的侵犯细节。他们说之前有裸体泳池派对,他们被坏小丑带到「神奇房间」。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个「坏小丑」会一边侵犯他们,一边「在房间周围丢火」,还用他的魔法棒猥亵他们。他们也描述如果他们不遵守那些性要求,会有像《星际大战》(Star Wars)里的「R2D2机器人」咬他们的手臂。他们说自己被龙虾猥亵过。他们说看过动物献祭。其中一个四岁大的小女孩,还说有一把十二英吋的菜刀曾经插入她的阴道。

这只是费斯阿肯托儿所案的一部分而已,还有更多进一步的指控,以及其他暗示的指控。很多小孩都给出证词,阿米罗特被判定虐待有罪,判处数十年的监禁。他的母亲薇拉特和妹妹雪儿同样在那间托儿所工作,也因类似的罪行被判有罪。三位被告都否认有任何失当行为。这个案子所描绘的那种虐待如果为真,绝对是恐怖至极;想到受害者经历这些痛苦,如果没有加以处理,当然是件骇人听闻的事。然而,这种案件向相关儿童取得证词的方式也让专家有所疑虑,尤其是根本缺少了补强证据。

一九九八年,伊萨克.包伦斯坦(Isaac Borenstein)法官提出费斯阿肯托儿所案的数项疑虑,因此推翻了薇拉特和雪儿的有罪判决。包伦斯坦在州政府控告费斯阿肯(Commonwealth v. LeFave, 1998)的判决中直言:「过度热心又没有足够训练的调查人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使用不适当的面谈与调查技巧导致的重大危险;在恐慌,甚至可说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询问这些小孩与父母,最终导致偏见极大,且无法弥补的种种错误。这些严重的错误使得小孩的证词永远受到了污染。」阿米罗特的罪名并没有被推翻,但是他最后在二○○四年于海湾州立矫正中心(Bay State Correctional Center)获假释出狱。他的母亲与妹妹即使获释,仍要面对关于她们罪名的种种法律纠葛。阿米罗特兄妹自始至终都坚持他们的清白。母亲薇拉特在一九九七年过世。

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案子到底是怎幺回事,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个案子集合了各种问题百出的记忆相关技巧,我会在此一一检视,希望能说明未来如何避免这样的一团混乱。

我们一一来检视这些议题,先从怀疑态度开始。身为怀疑论者的意思,就是尽量找到支持某种说法的证据,而不是直接假设该说法为真。怀疑论者和批评者是不一样的,批评者主动想找到论点中的错误,但怀疑论者是同时寻找支持与反对说法的证据。在费斯阿肯案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指控出现当时,大部分进行调查的人都不是怀疑论者。

当时在托儿所工作的一位老师接受赛诺特访问,曾说:「他们吓坏我了……整件事都朝向将他们定罪的方向发展,没有人问:『你觉得这真的有发生吗?』没有人想听一些用常识就能说明的事。」负责面谈的人毫不怀疑小丑、机器人、龙虾猥亵儿童的这些奇闻,而是假设这些是不了解自己经历的小孩会做出的合理描述。他们无视提供证据的责任,偏好那些能满足他们抓到假设存在的侵犯者的慾望的解释。

在这个案例中,缺乏证据的程度相当惊人。有些指控,包括与菜刀有关的恐怖说法,应该都会留下伤口或疤痕。然而,这些小孩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疤痕或是可疑的伤势。如果这种残暴的行为曾经重複发生,合理的假设是一定会有其他老师注意到不对劲,但是其他老师完全没有提供与此一致的说法。小孩口中的所谓「神奇房间」也从来没有被找到过。事后检视警方和治疗师的面谈影片,调查人员也会看到小孩一开始都否认曾发生性侵,但是却受到玩具的鼓励,也被暗示性的面谈技巧引导,直到他们说出似乎暗示性侵发生的答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玛姬.布络克(Maggie Bruck)对可能引导儿童编造故事的面谈策略有广泛的研究,她表示:「我不能告诉你阿米罗特案中的小孩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相,但是我能告诉你,当时的提问是有高度暗示性的质问过程。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在那个情境中,小孩会编故事。」如果我们应用在前面章节中学到的内容,就能看得出来当时使用的这些调查技巧如何具有引导性与暗示性,而且还结合了已知会创造出假记忆的那种想像练习。

但是这些议题都遭到忽视,可能是因为小孩的说法非常详细,充满情绪。当然,当案件涉及如此骇人的虐待指控,相信潜在的受害者是重要的,但盲目地相信回忆的叙述却是有欠考量的。就连直言不讳,相信根本没有性侵发生的批评者,也没有说是小孩说谎,而是说他们的记忆被误导了。如同我们在本书一直讨论的假记忆文献中学到的,假记忆通常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像真的,因为它们不是一种形式的谎言,所以不太会有虚伪的感觉。

因此,使用问题百出的面谈技巧所导致的指控,就值得令人怀疑了。若在事后回顾,那些不具怀疑态度的思维型态所导致的错误就很显而易见,也很容易判断。然而,如果是我们的小孩、朋友的小孩,或是家人向我们说出这些噁心的卑劣行为,我们难道不会有相同的反应吗?指控可能会带来假设,假设则可能会导致本能反应。「把那个怪物抓起来!」我们可能会这幺大喊。除非那个罪犯被找出来伏法,否则我们不会罢休。我们可能不会相信,我们所爱的人也许在无意创造出关于这种创伤事件的丰富假记忆。就算是详细到无以复加的记忆,也没什幺奇怪的。

这个案子以及很多其他案子内在的假设是:我们能根据某人的行为或情绪,判断他们是否遭受性侵害。但我们可以吗?

在费斯阿肯案中,小男孩凯斯被判断表现出曾遭性侵害的迹象,包括不当的行为、性暗示游戏,以及尿床。当托儿所其他家长获得一份注意自己小孩的症状清单后,性侵后行为症状的假设进一步获得背书。其中一位家长表示,「报纸上有一份清单,告诉你应该注意哪些暗示小孩被性侵的迹象……晚上睡不好、做恶梦、尿床。」

这些都不令人意外,因为在一九八三年,美国通报儿童性侵案的相关法律出现重大改变。同一年,就有人提出了「性侵害顺应症候群」(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

性侵害顺应症候群这个概念,最早由罗兰.桑密特(Roland Summit)医生提出。基于当时对于性侵案件意识与顾虑开始提高,他想建立一个模型使用。他有很多主意,有些与儿童在面谈中揭露性侵害直接有关。他声称,儿童会因为性侵害的创伤效应在心理上承受数种痛苦的后果,包括觉得羞耻、难堪、对加害者的忠诚,以及觉得应该对此事负起责任。因为这些心理反应,桑密特宣称儿童通常会延后揭露或否定性侵事实,撤回他们的指控。根据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的心理学科学家卡玛拉.伦登(Kamala London)与同僚在二○○八年发表的研究,「桑密特一九八三年的论文对鉴识面谈的实务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篇论文对于涉入费斯阿肯案的那些心理治疗师特别有影响力。这代表,本案中几乎所有儿童一开始否认遭到性侵的反应,都被视为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因此遭到忽视。即使缺乏指控,对于性侵行为的假设依旧维持不坠。当时协助儿童访谈的主要治疗师瑞妮.布兰特(Renee Brandt)在阿米罗特受审的法庭上表示,儿童没有立即承认遭受性侵很正常,而且「一旦小孩开始揭露性侵害内容,就不会在内心压抑这件事。所以症状通常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就是一旦出现了,就会变得非常夸张」。

因此,这个模型到底有什幺证据能支持所谓否认性侵发生的现象呢?伦登与同僚回顾了儿童如何向其他人揭露性侵事件。他们总结数十项研究的证据后,发现「在接受鉴识评估后成立的性侵案件中,否认与撤回控诉的情况并不常见」。他们主张,科学文献并不支持桑密特提出的模型,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模型「缺乏实证支持」。换句话说,认为儿童面对提问时经常会否认性侵,很大部分是个迷思。

除此之外,伦登和团队也主张,经常被用来假设能暗示儿童遭受性侵害的那些症状并没有用,因为「心理学和医学的数据无法可靠分辨受性侵以及未受性侵的儿童」。他们明确表示,可能与遭受性侵有关的行为,例如焦虑、尿床,以及性游戏,「在很多没有被性侵害的儿童身上也会发生」。

可是,认为「遭受性侵的小孩会出现一些可靠的症状」这种假设,至今依旧广为流传。举例来说,二○一六年,英国的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的网站上,还是有一份暗示性侵的症状清单,内容包括「对其他儿童表现过度暴力行为」、「到校时间与出席率不佳」、「尿床或在床上大便」。当然,这些症状可能和性侵害有关,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些症状也可能与性侵害无关。

费斯阿肯案以及许多其他案件涉及的另外一项臆测,就是有一个进行撒旦虐待仪式的祕密世界。当时这个理论惊人地盛行,至今世界仍有某些地方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接着就来探讨这个部分。

在问题百出的司法调查台词中,不只一次引导出儿童照顾者对小孩犯下撒旦般的性虐待罪行的明确指控。关于恋童癖性侵团体的众多指控在一九八○年代与九○年代具体成形,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为「撒旦恐慌」时期,社会瀰漫着对托儿所性侵害事件的歇斯底里情绪,最终影响了全世界的家长与警察。大肆宣传这种撒旦性侵最不遗余力的,就是《米雪儿的回忆》(Michelle Remembers)这本畅销书,作者是米雪儿.史密丝(Michelle Smith)和劳伦斯.帕兹德博士(Dr Lawrence Pazde)。

这本书在一九八○年出版时造成轰动,内容是真实心理治疗疗程的长时间记录,精神病医师是帕兹德,患者就是史密丝。史密丝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于帕兹德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私人诊所接受他的治疗。在史密丝为了治疗流产后忧郁而定期前往诊所的过程中,她告诉帕兹德,她觉得有什幺很重要的事想说,但她不记得内容。对这位好医生来说,这种遗忘事件的奇怪现象似乎很重要,以致于在接下来的十四个月里,帕兹德据称投入超过六百小时的时间,试图利用催眠协助史密丝回想起她遗忘的过去。

而她也想起来了。在某次疗程中,她显然尖叫了二十五分钟,然后开始用五岁小孩的声音说话。她开始回想到虐待,撒旦仪式般的虐待,下手的人是她已逝的母亲,以及她宣称是维多利亚当地一个邪教团体的其他成员。她记得自己五岁的时候备受折磨,遭受性侵害,被锁在笼子里,被迫参加可怕的仪式,目击邪教杀生。她甚至记得自己浑身是血,有人用献祭后被肢解的婴儿与成人身体部位摩擦她。

这本书一问世就造成轰动,引发大众讨论透过心理治疗取得长久遗忘的记忆这个观念─尤其是与性侵害仪式有关的部分。这本书也使得大家开始讨论据说愈来愈严重的撒旦崇拜问题,以及这种特定的虐待行为。随着这本书的发行,据称是撒旦教虐待仪式的受害者倾巢而出,而处理这些控告所谓撒旦教徒的案件律师,都用这本书做为情报来源,準备法庭上的攻防。这本书甚至还成为社工人员的训练教材。帕兹德成为心理学大师,是这个重要性遽增的议题专家。一般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出版的时机恰到好处,而且内容正确。

不幸的是─以书中恐怖的内容而言,也许可以说是幸运的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凭空捏造的。记者与调查人员不断质疑这本书,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的补强证据支持书中的种种指控。还在人世的家庭成员均驳斥那些指控。在那些据说曾经发生过的事之中,很多都非常不可能,甚至绝对不可能发生;叙述前后矛盾的情况也随处可见。触发一整个世代做出种种指控的这套说法,似乎很有可能只是基于作家的想像。

如果你告诉别人,质疑所有的记忆是你的专业,而且整体来说,你在审判中协助被告的情况多于协助所谓的受害者,那幺你会被当成是罪犯的拥护者。大家总是会问我,「你怎幺知道你不是帮强暴犯或杀人犯脱罪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我确定的是,某些有罪的加害者曾经用假记忆的说法辩护成功。其他官司的被告也一定有这样的例子─某人可能用暂时精神失常辩护成功,但其实在犯罪时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干嘛。然而,不论我们对此感到多幺地遗憾,暂时性精神失常的正当性以及存在并不会因此消失。

因此,虽然承认假记忆以及其他记忆扭曲现象的存在具有潜在的代价,但我完全相信我的研究,以及我的同僚的研究,整体而言是有助于彰显正义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公平的审判,而审判只会在有以实证为基础的证据标準时才是公平的。我们需要确保审判对于那些受指控者没那幺有偏见,并且谨记那句老生常谈:只因为你被指控做了坏事,并不表示你真的做过那件坏事。由于我对记忆有这些了解,我并不希望住在一个单凭一段记忆就足以执行法律判决的世界里。

专门协助深信是清白的人免受牢狱之灾的国际组织「清白专案」表示,假记忆,尤其是目击证词,是导致冤狱的最大原因。举例来说,二○一五年透过现代 DNA 测试结果证明超越合理怀疑的三二五件清白案例中,有高达二三五个案例和目击者错误指认有关。这代表假记忆对于冤狱,扮演了绝对关键的角色。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事,但也不能否认假记忆的真实性。让我们告诉大家,假记忆确实存在,看起来、感觉起来就像真的记忆,我们可能会对严重影响情绪或造成创伤的事件有错误的记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心智是如何运作,接受记忆的延展性是生命的一部分。知识就是力量,而对这项主题的知识愈丰富,最后也能让我们获得力量,保护自己不受可能导致失控后果的面谈技巧与假设摆布。

因为不论我们想不想要,丰富的假记忆确实存在。